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先辈对音律已有定论，每一首曲都有其固定的社会意义和意境，你听不懂，证

　　明你还没够资格。”

　　史辛也冷笑道:“音乐还有固定的社会意义这个社会意义，是音乐本的，还是人为赋予的？”

　　他续道:“一首曲子的旋律，总是由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节组成，或高雅，或庸俗，总跳不出这个道理。有本事的作曲家，就把这五个音节巧妙地结合起来，谱出的曲子也是悦耳动听。本事平平的作曲家，谱出的曲子当然也就平平。但是……”史辛话锋一转，提高了声音，“这五个音节都是固定存在的，不由作曲者的意愿改变，也不由听曲者的意愿改变。这就跟做菜一样，各种食材，调味料都是固定存在的。把所有东西放进去，大厨做出来，味道当然好，普通人做出来也就普通人的味道。难道大厨做出来的，就要赋予其社会意义？”

　　蔡邕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岂有此理！你竟然用做菜来比喻音律”

　　史辛不为所动，继续侃侃而谈:“区别不大。乐曲本当然有高低之分，听曲人当然也有欣赏水平的高低之分。但不能因为别人悟出了什么而觉得此人不懂音律。同理，人的喜怒哀乐在听曲之前就存在，不能说是乐曲赋予了人这些绪，最多就是引出了这些绪而已。”

　　史辛这一番论调，把蔡邕说得脸色连变，嘴唇也变得苍白，口中只念叨:“你……你乱说……”

　　蔡琰连续给史辛使眼色，他装作没看见，一直坚持自己的论点。

　　古时候的音乐，只给统治阶级服务，《礼记乐记》上的那句话，就是说:治平之世的音乐必然充满安闲与欢快的调，显示了当时政治的和顺;动‖乱之世的音乐必然充满怨恨与愤怒的调，显示了当时政治的乖悖;被别人征服的国家的音乐，必然充满悲哀、忧愁的调,显示当时人民正在遭受苦难。因此，在和平年代，统治阶级就会大肆宣扬赞誉政府的音乐，让人民更加坚定对政府的支持；而在动年代，统治阶级利用愤怒激昂的音乐，激起人们的反抗心理，让人民为其办事。

　　而史辛的观点是:音乐本并无阶级，也无绪，听了音乐而引起的各种喜怒哀乐的绪，是人本就带有的。音乐最多就起个引导的作用，而并非音乐本有喜怒哀乐。

　　蔡邕一生忠于汉朝，更是儒家代表，他代表的正是统治阶级，史辛这种说法不就是直接跟他对着干吗？

　　蔡邕接受不了史辛的说法，但蔡琰一直在旁边听着，史辛的话深深地震撼了她的心灵。她自小接受蔡邕的教导，思想和父亲是一致的。一直到她离家出走到钜鹿，拜入灵宝派，学了道术，她第一次对儒术产生了动摇。后来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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