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太不像话。”
“哼,毛几锤这个窝囊废,他懂个屁呀,只会打牌喝酒上发廊找女孩子,能管好公安局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吕青旦愤愤不平地说道。
政法委办公室主任贾锁柱早就告诉我,吕青旦和毛局长合不来,而且矛盾越来越大,焦点在公安局长的位置上。
仔细再看,大门口没有铁门也没有牌子,两侧三米高的土墙旧得像文物,露出石块的墙壁上贴着许多乱七八糟的小广告。我说:“连个招牌都没有,乡下的群众来局里办事怎么找啊?”
吕青旦走到围墙背后说:“你来看,门牌在这里躺着呢。”
我走过去一看,只见木牌子上沾着很多牛粪和鸡毛,正面竟然写着“海屯县不公局”。我说:“是谁吃了豹子胆,敢把公安两个字改成‘不公’?”
吕青旦幸灾乐祸地说:“我也不清楚,估计是对公安局不满的人吧,听毛局长说牌子被人涂改过两三次了,几次派人埋伏在大门口都没抓到人。”
我暗暗想,公安局连自己的招牌都保不住,还能保一方平安吗?
这时上班时间已到,干警陆陆续续进入大院,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开摩托车,有的开着没挂牌的走私车。经过我们时,他们都朝吕青旦点点头,或者打声招呼,但对我似乎连看我一眼都懒得看,就若无其事地走了。
公安局办公楼建于20世纪70年代,三层高,四十多米长,墙壁浅褐色,仿佛一张布满老人斑的脸。东头有两间专门存放自行车的简易木棚,西头有三间用钢筋和沥青纸搭起的破旧车库,楼前有一个很旧的篮球场,水泥地上堆放着很多稻谷和木头,两副球架歪歪扭扭像是要倒下来的样子。院子四周种着很多椰子树、木麻黄、小叶榕、菠萝蜜树,这些树木大部分都有三丈高、水桶粗,由于树与树之间挨得太近,密扎扎的叶子把地面遮得绿阴阴的,树上还时不时传出动人的鸟叫声,好像公园的某个角落似的。
局领导的办公室都设在二楼。当我们悄悄地站在局长办公室门口时,竟没有一个干警过来查问。此刻,局长戴着老花眼镜,正埋头全神贯注地清理办公桌上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发票,桌面的左边放着一只黑色公文包,一盒刚打开的硬壳中华香烟,右边是一顶好像好久没有洗过的警帽,油乎乎的。
过了片刻,吕青旦才敲敲门说:“毛局长,新来的常委来看你了。”
“噢,真的是新来的呀。”毛局长摘下老花眼镜看了看,然后迅速站起来戴上警帽,“啪”的一声立正敬礼。
我笑着说:“很忙吧?”
“不忙,领导来了忙也不忙了。”他撅着肥厚的屁股三步并作两步迎上来,双手用力握住我的右手。
一阵寒暄过后,他把发票塞回抽屉里,然后用鸡毛掸扫去黄色木沙发上厚厚的灰尘,说:“坐,书记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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