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斯诺的回忆使人不禁要问，宋庆龄与莫斯科方面难道真的保持着某种联系么？宋庆龄逝世之后，廖承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实际上答复了这个疑问，他说: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五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廖梦醒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知道，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说。

　　‘是，叔婆。’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包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走去。我听见她和母亲低声谈着什么，然后两人高声笑起来。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香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走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

　　可以说宋庆龄和当时的共产国际的关系是扑朔迷离的，当宋庆龄在侨居国外时，一九二八年五月初，从莫斯科移居柏林前夕，斯大林曾会见过她。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宋庆龄因母丧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宋庆龄归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负责人左尔格一起，营救被捕入狱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兼国际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坚持不懈达数年之久。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可见，宋庆龄与苏联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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